教师退出制，来了！

教师的“铁饭碗”，正在逐步被打破。

近日，教育部发布《清华大学大力推进高水平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》一文中提到，清华大学改革评价体系，建立教学评价预警机制和帮扶机制，实行教师退出机制。

曾经，编制在手，旱涝保收；如今，从中小学到大学，从青年教师到教授，从行政岗位到思政队伍，“非升即走”“分级流动”“末位淘汰”，探索教师退出机制的风，终究是吹遍了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每一个角落。

相较于中小学，国内大学进行“教师退出”的相关探索其实要更早。

清华大学在1993年首先开始了人事制度改革，并提出“非升即走”的方案；1998年，北京大学也进行了类似尝试。随后，中国农业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探索，教师终身制的传统观念，被打破了。目前，“非升即走”制度已在绝大多数高校铺开。

与考察激励青年教师科研产出的“非升即走”不同，此次清华大学实行的教师退出制，聚焦在思政课教师队伍这一群体。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，而办好思政课，关键在教师。

2018年，教育部印发关于《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》，可基于评价结果，探索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退出机制。2020年，教育部发文强调，高校应当制定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管理办法，加强聘期考核，准聘与长聘相结合。

在政策指导下，各地积极行动，将建立退出机制落到实处。

2020年7月，福建省印发通知明确，健全思政课教师准入与退出制度，对于连续两年在全校思政课教师评教中排名后5%的，要通过停课进修、其他岗位挂职等形式提升教学能力；不能胜任的，应予以转岗。

率先打造量化评估检验平台的天津，对教学效果不佳的教师及时分流，年度评价排名后10%的待岗培训，连续两年排名后10%转岗退出，形成警示督促效应。同时，天津组建了3000余人的思政课听评课团队，开展互学互评，完善思政课教师退出机制，2023年，高校思政课教师因此退出的就有9位。

高校作为思政教育的实施主体，肩负着更大的责任。

武汉理工大学将政治要求作为思政课教师选聘的第一标准，坚持专职和兼职相结合，从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、职业素养、专业能力和纪律意识等方面明确任职资格标准，定期开展思政课专职教师任职资格评议，严格落实思政课教师退出机制。

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明确实施思政课教师师德“一票否决”制，将政治思想把关融入教学科研、管理服务、评优评先、职级晋升等各项环节。教师若不符合要求，将面临退出风险。

教学质量评价，一直是考核教师的难点，究竟什么样的教师会被“退出”呢？

南昌医学院相关规定列出了一系列导致教师退出思政课堂的标准，其中包括连续两个学期未承担教学任务、违反教学纪律、教学不负责任以及受到学生严重投诉等。学校还明确，退出思政课课堂教学的教师，两年内不得再重新申请进入思政课教师行列，可以按照学校规定程序申请转为行政管理人员。

除了为思政队伍的退出标准定规划线，在更大范围内、对关乎育人的教师教学质量进行合理评价和考核，是学校工作的另一重点。

实行教师“末位淘汰制度”的华南理工大学，通过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测结果进行排名，连续两个学期排名在后5%的教师，将接受同行专家和督导员的教学质量鉴定，并根据结果采取包括培训、暂停开课资格、转岗等处理措施。

只关注退出绝非实施“教师退出制”的初衷，对教师进行帮扶培训，以提升其教育教学水平，激发教师队伍的活力，才是隐藏于其中的核心目标。

东南大学通过实践形成了“教学质量评价→教学质量预警→教学问题核实→质量问题处理”的流程机制。其中，教学质量评价对教学预警能起到支撑作用。在预警产生后，首先对教学情况核实，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。除了帮扶机制之外，学校还设置了教学红黄牌制度，对教师个人教学质量问题形成分层次处理机制。

进一步完善了“转岗退出机制”的天津理工大学，对长期在同一职称岗位上表现“双弱”（教学和科研能力均较弱）的教师，要求其退出教师岗位，并通过竞聘转岗到其他合适岗位。同时，对首次转岗的教师设立1年的“警示期”，如果警示期满考核仍不合格，将实施进一步的转岗安排。

西南财经大学则优化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，形成以3大类指标体系、36个考核要点、44个具体工作点为核心内容的年度教育教学工作考核方案，科学设置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权重，采用“黄、橙、红”教学质量监控与预警机制，实现“评价—反馈—改进—提升”的良性闭环。

“教师退出机制”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一部分，在全面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下，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，势在必行。但“教师退出机制”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相比于只关注“退出”，更要注意“机制”二字，如何建立一个合理、合规、合情的机制体系，让教师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，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